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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，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，香港的经济早已腾飞，诞生了一批有闲有钱的收藏家，追求琴棋书画、收藏古董品玩，以陶冶情操、修身养性，收藏市场爆发出非常巨大的需求。与此同时，香港的需求辐射到了台湾、东南亚以及欧美，海外亦有喜好收藏、热爱投资中国艺术品的同胞，但由于政治原因，无法直接在大陆采办藏品。

于是大家把目光投向了香港。

此时大陆的情况是百业待兴，内地的国营文物商店要卖文物完成经济指标，但国内缺乏必要的经济购买力，只能向海外寻找收藏转卖方向，还没有回归的香港就是最佳的出路。

香港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由贸易和税收政策，及政治、经济、地缘位置等因素，文物得以集聚、交易、收藏和投资，便成了最大的文物艺术品的中转地。

明式家具自然也在其列。从数量到品质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。1985年、1989年，王世襄先生的《明式家具珍赏》和《明式家具研究》先后在香港出版，掀起了明式家具的收藏高潮，不论是收藏人数还是交易数量，皆达历来之最。

伴随而来的，家具的走私也便更加厉害了。二道贩子们用王世襄先生的书，按图索骥，在国内搜集明式家具精品，再倒卖给前来淘宝的家具商人。明式家具收藏的高峰，同时也是明式家具的精品走私高峰，不得不让世人喟叹，后人唏嘘。

家具体积庞大，以最常见的官帽椅、太师椅、玫瑰椅、圈椅、躺椅、或是八仙桌、罗汉床而论，也比大件的瓷器大很多。体积变大，就不得不考虑运输的问题。恰巧的是家具偏偏还都是榫卯结构，可以拆卸组合。古代的能够匠无论如何聪慧，怎么也想不到，他们用集体智慧创造的榫卯精巧的结构，给文物的倒运者提供了便利。于是乎，商贩们从大陆购得古旧家具，为了节省运输成本，同时也为了避人耳目，就将每件家具都拆卸，变成一根大边、一根枨子，再用麻绳和麻布捆扎好后，装箱运到香港。

在拆装的家具零件，运输到香港以后，还不等重新组装，就有古董商前来挑选。方毓和能够在一堆古家具散装材料中，逐一寻找到原件，再组装为一件完整的家具，这是需要一定本事的，并非一般古董商或收藏家所能为之。商贩、洋买办、经纪人、古董商便聘他验收货物，并代为组装。当时条件下，只有行家与专家才能在市场上，从第一手渠道，挑选到上品的明式家具，方府摆设的红木家具，包括黄花梨万历柜，黄花梨竹节圈椅，就是他以货物抵换工薪的杰作。

西方收藏家是黄花梨明式家具的最早追捧者，他们自以为读懂了这种造型简约的东方审美，对中国家具的态度不仅仅是收藏，同时附带着日常实用的观点，更珍爱带有“鬼脸”的材质。在原产地作为日常陈设，并使用过的家具，不仅古，有老坏，有残缺，有磕碰，还旧，有污垢，有黑渍，这种原汁原味的原生态的家具，显然不符合西方收藏家的展览要求，只有将原来红黑紫绿，颜色斑驳的岁月痕迹（作为古董标志的皮壳与包浆）褪去，才能在现代家居环境中协调融洽。

当古旧家具运到香港以后，在原始面貌下，黄花梨、紫檀、鸡翅木、铁力木等，木材特殊的纹理都是看不清晰的。西方收藏家自然会要求全面清除，家具商便对这层原始皮壳进行清洗打磨，然后“烫蜡保存”。这样一来，被原始皮壳掩盖的木纹又清晰可辨，原本看上去陈旧的家具也会焕然一新。

三十年过去，待到中国人意识到明清古董家具是珍贵文物时，似乎已经有些迟了，因为中国珍贵的明式家具，已经被外国人抢先收藏了。待到中国人有钱了，洋商贩再运用拍卖会的炒作模式，哄抬物价，让中国人花大价钱，把中国人的老祖宗遗传下来的古董文物，再买回去，还洋洋洋得意于“物归原主”的精巧操作。

方毓和也曾预测，现存明清家具的70%都在海外。他眼睁睁看着它们流散海外，却无能为力。

近百年，盗墓，骗取，走私，发国难财，几千年来从未有过，家国情怀、民族精神、伦理道德、文化良知、匹夫之责，在不法商贩，无良洋买办心里，早已经飞灰湮灭。

在利润面前，文化不值一提，在走私商面前，文人不堪一击。无意中撞见，只能当作没看见，碰巧听见，只能佯装没听见，必须装聋作哑，危急时候甚至装疯卖傻，才能狼嘴脱身，苟且偷安。真的是个可怜人，可怜到让人心疼。自身难保，还替国家着想，为文物焦虑。手无缚鸡之力，怎么反对，手无寸铁之威，如何提醒，和一帮打手拼命打一架，然后被人家打断双腿吗？恐吓威逼之下，无论你多么才华盖世，到了我这里就三缄其口，就闭气禁声、俯首称臣，憋死都谅你不敢放一个响屁，就乖乖当活死人吧，就甘心做木头人呗。

倘若不是方毓和身份特殊，投鼠忌器，有所顾忌，恐怕早已横尸街头吧。

方毓和说：芝兰生于幽谷，不以无人而不芳，君子修身立德，不为困穷而改节。你怎么看？毋须问值不值得！

王静怡说：宵行者能无为奸，而不能令狗无吠也。用小人对付君子，用流痞缠扰闺秀，用盲氓羞辱文士，此中大有深意，你听懂了吗？

方毓和说：人可以恪守自律，却不能阻止疯狗对自己的狂吠。譬如你读《论语》，就会觉得孔子讲的道理，很简单呀，就是迄今也实现不了。

王静怡说：作为一种思想，让你知道世上有“好事”和“坏事”，有“君子”和“小人”，有“害人”和“帮人”，等等种种区别，但作为一个理想，一点儿都未实现过，先贤们关心的问题，不仅没能得到解决，甚至危机更迫切。即使现状还是老模样，并非文士学者知道之后就能改变，几千年都解决不了的问题，靠你们说两句话就能解决了？

方毓和说：事写在书本上，人活在人世间，书本上记着的事，以前和现在，也存在，也在做。其实也无所谓，它改变了一部分人，将享特权提升为尽义务，从索取到付出，让他们做好人，学帮人，肝胆相照，团结互助，同时也让坏人做坏事，不再那么心安理得，害人会遭到阻止，或得到惩罚。行善和作恶，到头终有报，出来犯混，总是要还的！

王静怡说：流失海外文物，怎样回归，买回来？要回来？抢回来？

方毓和说：拍卖是文物艺术品流通的主要渠道。解开这三尺冰冻，也非一日之暖，还要有打持久战的准备，需要多种手段并用，决不放弃利用任何手段和机会。

王静怡说：事无定势，水无固态，变化无穷，一切无定数，慢慢来，不要急，急啥呢。八年抗日，中国人都打赢了。

方毓和一笑：多留几件多好，但再想一想，留又能怎样？我能活多少年，还能享受多少年？对自己说，不要回头想了，还是向前看。况且无价之宝都是身外之物，所有收藏品都是“暂得”而已。

王静怡说：熊瞎子，扳玉米，扳一个，扔一个，当年不肯嫁春风，无端却被秋风误。

方毓和说：佛讲顿悟之因果，觉醒之相照。他们用残暴手段，威逼胁迫人家在他们面前跪下，只不过反映出他们是昧心，背德，有违法的害怕，有慌乱的掩盖，不要崇拜，不要尊敬，只要恐惧，只要屈从。

王静怡说：最佳关系，当然不是畏畏缩缩的屈从，唯唯诺诺的驯从，战战兢兢的顺从，没了人的自然自在，活跃灵动，等同于把人迫害成了一堆木头，一群宠物，一屋玩具。

方毓和说：佛渡有缘人，不昧点化，宣扬用成全换来感激，用帮助赢得喜欢，热爱之，维护之，才有壮大的希望。

方毓和出生在香港，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到北京念书。在中央直属机关子弟小学——育英学校读小学，与刘少奇、任弼时的子女先后是同学；中学考到北京八中，与陈毅的儿子是同学。1965年中学毕业，就直接被分配到155中教书，吴中冠的大儿子是他的同事。

上世纪70年代初，回到香港。那时北京老字号荣宝斋，只卖水墨画。只是画店，还不算是画廊，采取了“以物换物”的方式进行交易。齐白石，傅抱石、娄师白、李苦惮、启功、王雪涛等老先生们拿画搁店里，他们就给先生点儿纸、笔。画作就放在店里卖，慢慢才给钱。吴中冠他们在那儿卖，给一刀宣纸，给点儿笔、墨，都是70年代的事了，都是那个状况。到后来给钱，给稿费了，都很便宜，几十块钱，到几百块钱不等，老先生们的画都到他们手里了，集古斋早期也是以这个形式操作。卖油画？有，王府井有一间，北京画店。可是那时，只是卖给游客的纪念品而已。

王静怡问：游客纪念品又是怎么一跃而起，登上拍卖的大雅之堂？

1987年，香港艺术中心为吴老举办艺术回顾展，收藏家、艺评家、传媒俱是击节赞赏。一片好评下，大家对吴老的画作很是渴求。回顾展的空前成功，令代理吴老画作的方毓和有信心一展拳脚，于1989年和画廊“万玉堂”合作，举办“吴中冠-万紫千红”销售展，卖个满堂红。时势造英雄，识时务为俊杰，同年，方毓和带着吴中冠的油画，推开了拍卖行的大门。

那时香港拍卖，是佳士得和苏富比的天下。他带着吴中冠的油画到其中一间叩门，对方不接受。于是又跑到另一间，回复说“吴中冠的水墨画卖得不错，可以尝试不归类画种，改以画家分类”。他拿了一张很小的吴老画作《庭院小景》上拍。这是第一幅透过拍卖售出的中国油画，如此小的尺幅，当年卖了几十万，惊人啊！当时还有一位西方藏家，拿出了一幅吴中冠的黄山油画，所以那场拍卖一共有两幅中国油画。

那次拍卖以前，两大拍卖行只有一本中国画图录-水墨。那次拍卖以后，图录由一变二-一本水墨，一本油画。

香港第一代画廊，几乎都是上世纪80年代开办，最早的本地画廊有汉雅轩，艺倡画廊，万玉堂，并且都以国外的经营模式为主，从根本上说画廊的概念，就是外国产物，画廊是有代理画家，有合同、契约以及一系列的推广，都是外国人带过来的模式。当时还没有兰桂坊，外国人很爱聚会。一有画展开幕，他们就来开酒会，好不热闹。

天时地利也造就了香港画廊事业发展，当时中国台湾、新加坡人难以进大陆，内地艺术品也难以出国口，香港成了购买艺术品的集中地，佳士得和苏富比也跟着来这儿做拍卖。刚开始时，他们做拍卖就是一小本薄册子，现在是一箱箱的寄过来。

经济好、股票好，当有人在资本市场赢到钱，自然舍得买东西，买艺术品。艺术市场永远是僵而不死的，最顶级有钱的人和藏家，市况再弱对他们的打击只是冰山一角，身家多一个，零少一个零对他们而言没有影响，反而他们会趁逆市寻求捡便宜货、拿下超级精品的黄金机会。

上世纪80年代岭南画派，在市场很流行，因为当时香港人均收入高，现在香港仍然富有，加上广东地区经济也富有，所以岭南画派作品需求仍然稳定，但80年代叫价不菲的台湾艺术家作品，近十年来价格只能直线发展。但方毓和并没有失去信心，近年他观察到收藏界涌现了一批年轻新力军，多了负笈海外、高薪、拥有专业背景的年轻藏家投入市场，这是很健康的现象，他们选择收藏也很有自己一套主见，且拥有强大的购买力。回头看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收藏界，集中医生、律师、商人等富裕阶层，现在这个饼正不断的扩大，收藏这玩意已经变得丰俭由人。

方毓和现在，还是做画展，几十年怎么做，现在还怎么做。他所做的画展都能卖，但赚钱不够维持画廊的基本开支，维持还要靠参与一些拍卖会，都是吃老本啦，几十年前留下的吴中冠、齐白石、李可染、吴湖帆等等，这些大师级艺术家的画，从箱底拿出来送去拍卖。

画廊必须抓住几位好的画家，要是真能抓得住就能生存，像黄宾虹、赵无极、林风眠、陈丹青、朱德群、吕中元等。好画家等于是硬通货，只要有作品出售肯定有人接，这种画家要有三两个就能维持。这样的画家不仅人品好，也讲契约精神，我们就能够运营。若碰到内地的画家，一天一个改变，我们都无所适从。有好几次失信于老顾客，都是内地画家缺乏诚信，没有契约精神，让我们左右为难。我们都是开荒牛，老实本分地挣这份钱，养活那么多人，还交场租。

高端古董，如果不保真、不包退，谁愿意花几百万元、几千万元去买，除非是傻子，有钱的人，哪一个又是傻子呢？古董不保真，清华北大，不如胆子大，全靠忽悠，耍嘴皮子，古董交易，坑蒙拐骗时代，早已经过去。从前要么不开张，开张吃三年，但现在只靠胆子大，靠乱忽悠，估计会亏得裤衩都不剩。

画廊唯一的出路，就是变收藏家，不断地收藏与保留一些好的艺术品。外国做画廊有经验，很精明，买断画家几年内的作品，或者把画家圈养起来，承包他所有的画作，成为他唯一的代理人，也有一次买进，存下大批货的，但要真不存货，画廊做到关门就是白做了。 m..coma

有一个山西富商，到画廊，说要吴老的画，他加钱买。交谈几句，半文盲，压根不懂画，附庸风雅都不会，也就是装饰门面。纯粹糟蹋文化，我便不乐意，推托说“卖完了，画不是我的，跟我说没用”。正好旁边有一个姐妹听见了，跟我说“她买了，她有三张”。富商一听，立刻把飞机票退了，跟着磨人家，真是磨了一张，加三倍买的。那个姐妹卖了以后说，方先生你猜我多少钱卖的，我是几万块钱卖给她的，她20万卖，她还说“我得给你红包”。给了我两万块钱红包，我没要。

王静怡鬼魅一笑：对脾气！有些钱，有些人的钱，哪怕摆在面前，一旦触犯原则，我宁愿不挣。

方毓和说：首先是文人，其次是商人。若是什么钱都赚，跟走私商有什么区别？

王静怡说：有些人评议我“书生气、不现实、不懂事、没能力。读那么多书，还是混不到好工作，酒桌上连敬酒都不会，真的是脑子不灵光耶”。别人笑我太疯癫，我笑他人看不穿嘛，不解释，不辩驳，不低头，他可以自欺，但欺骗不了世人。设圈套，掘陷阱，抢夺到了一些名利，未必是一种胜利、快乐，可能会是一种精神负担，让他自己身心疲惫，惶惶不可终日，所以秃顶，未老先衰，哈哈。

方毓和说：有些事，真的不能做，天道有轮回，神灵饶过谁？风物长宜放眼看，一笑了之，冷眼旁观就行。人道变坏，就从文人被打压开始。但以后做事，就要懂得进退，懂得适可而止，要懂得忍耐等待，一定要坚守正道，惕厉戒惧，不失常节，心怀谦卑，就不会有事。

王静怡说：鱼化成龙，云积成雨，不是说下就下，不能操之过急，要懂得尽人事，听天命。世道又不傻，投机取巧瞒得了一时，瞒不过一世，好不长久！

方毓和说：有那么多，不辱使命，为国争光，默默奉献的无名英雄。不急，我不急，真不急！

王静怡说：为大众利益而讼，乃合理之讼，是公正之讼，终吉。不仅可以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，且可以使纠纷就此消除在萌芽状态，大事化小的得以妥善解决。

方毓和说：很多人认为你背后，肯定有高人点拨，但高人从未露过面。儒家文化讲究化解，讲究良心，讲究分享和成全他人，凡事留有余地，山水总会相逢。

眼下时局不稳，人心惶恐，渣滓浮现，流痞横行，大家对此类事情采用了听之任之的态度，各自找出路。

收藏家的古董要马上进行出售，但拍卖行只给社会高端人士服务，想私下交易，但如今市场上，已经是一种古董供大于求的情况。这些古董，因为捐不出去、传不下去、送不出去，已经是无人问津。就拿我身边的例子来说，经常会碰到一些朋友来问古董价值、真假问题，及儿女因古董争夺问题，家庭产生矛盾，最后闹得鸡犬不宁，但更多的却是古董儿女不要，父辈花费几十万元、几百万元搞收藏，结果子孙根本不要，这也会因此发生一系列家庭矛盾。

王静怡说：子女不要古董，这些古董不保护好，就会造成大量流失国外，正如明清古董家具一般，导致中国人以后只能去国外买古董。

方毓和说：现阶段，对于古董市场，需要进行严厉的调控和规范，务必留下这些古董！